剑桥的歧视
上次去罗马，我发现罗马确实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可以一天玩完的，而且是“黑灯瞎火”地玩的。因此，回来之后，我就迷恋上了我的“无知游”。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原打算上网查一下剑桥的著名景点，偏偏太忙，我连剑桥的地图也没有去找。到达剑桥的时候，我真的只带有徐志摩的那首诗，而且只有一句，还被我插了标点符号：“无知的，我来了”。
我约云南大学在剑桥做访问学者的沈海梅教授，原本只是打算一块吃个饭，聊两句。见了面她介绍说她也没来得及参观，再请了人类学系的博士生马啸和西藏社科院的Dikey做向导。
一进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门，我就发现有三位美女的陪伴，影响的绝对不只是心情，没有她们，准确地说没有她们的证件，我这样一个游客根本进不去。
刚入门就听见沈海梅狂呼乱叫的漂亮，Dikey也到处留影。见此情景，马啸在一旁冷静地提醒我们说，真正值得拍的是我们脚下的这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块草地只有教授或者由教授陪同才可以经过。
我低头一看，真有这样一块牌子。就在我准备拍照时，草地上走来至少一个该特权拥有者，海梅定眼一看，真是无巧不成书，穿粉红色衣服“是我的导师。她是人类学系的系主任，非常忙，每次见到我就说I’m sorry。”
和系主任寒暄完之后，马啸带我们去食堂吃饭，食堂里挂着先辈的油画，装饰着教堂般的彩色玻璃，这种奢华的食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看到那一排横着的桌子了吗？那只能教师用。楼上的位子只能研究生去，楼下我们现在做的地方是给本科生的。”
马啸最热衷介绍的就是，哪里只允许什么人，哪里只允许什么人。这个世界真奇怪，所有歧视的政策总能受到部分被歧视者的推崇，而冲在第一线最起劲维护歧视的总是那些永远也没有机会成为歧视别人的被歧视者。在剑桥他们穿着黑色西装，坐在每一扇大门的后面。
看到马啸受歧视的快感，让我忍不住想起那句名言：“受资本家剥削是痛苦的，然而更痛苦的是没有机会让资本家剥削。”如果把歧视换成特权（privilege），就像剑桥人自己使用的那样，则全世界都存在，恐怕公开的特权要比无形的特权好得多。
几年前，我看到这样的报道：英国的大学教授的数量是固定的，后来者想成为教授必须等到前面的教授去世。可偏偏这样，那些才华横溢的剑桥、牛津讲师也不愿意到其他大学做教授。
我今天才明白，他们所期待的只是有朝一日，能在这片草地上穿过。
剑桥的校园
在中国，有关大学最有名的一句名言翻译成凡词俗语是：所谓大学，关键不是看你有没有大房子，而是看你有没有大学问家。本来这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最重要的”之类的话像我这种本不相信环境决定论的彻底唯物主义者很是听得进去，不过，我到了剑桥之后我的观点立即有了改变。
剑桥大学是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至今已经贡献了80多位诺奖得主，以至于有人说，想做官去牛津，想做学问去剑桥。剑桥大学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许多人作了总结和概括，我想补充一点，他们的房子也许是原因之一。
至少我认为此时此刻中国的大学正需要这样的房子——不过——我说的房子不是“大房子”，而是剑桥的四合院。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句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出自谁人之口，但是自从顾宪成先生在无锡东林书院挂上针锋相对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经典对联之后，它就不幸地一直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我曾经说过，今天中国的科研队伍本质上是一支业余队伍，因为他们很好地继承了顾宪成的衣钵，变成了“学场官场商场，场场不愿缺；钞票股票彩票，票票都想要。”。都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但是你心事主要不在科研上，怪不得至今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的科学奖项——“唉，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我一进剑桥的四合学院，一股久违的安静感扑面而来——心静了。难怪有人评价今天的中国什么都有，就是缺少安静。
一项关于诺贝尔奖的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诺奖得主是在一个小城的大学里工作。相比而言，我们的著名大学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这就难怪产不出学术大师。我设想，什么时候某座中国的小城，只有十多万人口，其中1/3是学生，师生们在一座又一座能把“风声雨声”的喧嚣抵挡在外的四合院里工作、学习，小街小巷行走的是前面有竹篮的自行车，也许到那个时候中国离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日子就不远了。
不过，有一点一定要和剑桥有差别，那就是自行车不能靠左行驶。
剑桥的河与桥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作一条水草。
……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徐志摩说，“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徐志摩这样吹捧康河还觉得不够，他是浙江人，于是他拿家乡的西湖、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来比。他说，“你见过西湖白堤上的西泠断桥不是？可怜它们早已叫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铲平了。”
如果要为剑桥评选最佳推销员，一定非徐志摩莫属。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因为他的诗到剑桥朝圣。而等你真的到了之后才发现，剑河、或是徐志摩翻译成的康河，原来只是一条几米宽的小水沟。而那样的小水沟，我是决计不愿做其中的小水草。
偏偏我的两所母校都与水有关，一所正在西子湖畔，要说西湖那才真正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泓水；另一座校园里藏着一条丽娃河，单就河而言，丽娃河一点也不输给剑河，至少你站在丽娃河边，绝对不会产生一脚跨过去的念头。至于在剑河上撑船是如何难的传说，此时此刻我坚信那应是不折不扣的一个Tall story。
徐志摩是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剑桥游学的。请注意这个“游”字，徐志摩一开始是投奔罗素而来，后在作家狄更生的帮助下获得了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据说可以随意旁听。可悲的是，对剑桥倾注如此感情的徐志摩始终未能成为剑桥大学的正式学生，今天的剑桥里也找不到任何徐志摩曾经存在的证据。就像徐志摩为剑桥招揽来无数的中国游客，而剑桥的旅游局也毫不领情，在他们的任何旅游资料中也从未出现过徐志摩的名字。
在剑桥游学期间，徐志摩虽然已有妻室，他却狂热地爱上了好友林长民年仅16岁的女儿林徽因。然而，数年后林徽因却嫁给了梁思成。情场、学业双双失意的徐志摩在不得不离开剑桥时该是怎样的心情？许多人多方考证仍无从知晓徐志摩的“康桥”究竟是哪一座桥，我则高度怀疑它就是那座威尼斯风格的“叹息桥”。
6年后的1928年，徐志摩旧地重游，景依旧人非故，这便有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再别康桥》。剑河的每一条枝叶、每一道光影都寄托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浓情厚意；而徐志摩的每一行诗句、每一个韵律又都勾起了中国人对剑桥的无限遐想。
实际上，剑桥真正美丽的根本不是剑河，而是剑河两旁的房子，沿着剑河展开的圣约翰学院、三一学院、克莱尔学院、国王学院、圣凯瑟林学院、王后学院……
历史的沉淀，你看不到，却可以触摸到。
在中国，找一条能够比美剑河的小溪易如反掌；盖起如剑桥大学众多学院似的房子也不难。但是，要建立一所能够产生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我这辈子恐怕是看不到的。 |
